译文
秋风就像凌厉凄冷的并刀,一派令人酸目的狂风,席卷呼啸而来声如怒涛。荆州一带少年们并马驰骋,长得粗犷豪放,躺卧栎林,醉后弯弓射击大雕。
微微醉意中回忆着荆轲高渐离,燕赵之地至今悲歌未消,回忆往昔而今仍觉易水凄寒,今天我又慷慨豪迈地跨过豫让桥。
注释
南乡子:词牌名,又名《好离乡》《蕉叶怨》。双调五十六字,上下片各四平韵。
邢州:今河北邢台。古时属的燕赵地区。
并(bīng)刀:古并州(山西北部)一带出产的刀具,以锋利著称。
一派:一片。
酸风:北风;指冬天的风,也指寒风。
三河年少客:指好气任侠之辈。三河:河东、河内、河南,在河南省北部、山西省南部一带。古属燕赵之地。
皂栎(lì)林:栎,树名,产于北方。杜甫《壮游》“呼鹰皂栎林”。注:地在齐地。
荆高:荆指荆轲。高指高渐离,此代指行侠仗义的刺客。
燕赵悲歌:指荆高送别事。韩愈《送董邵南序》:“燕赵古称多慷慨悲歌之士”。
易水:河名,在河北易县附近。
豫让桥:即豫让隐身伏击赵襄子之地,在邢台北,不存。
参考资料:
全词在行文上,前两句总述,后两句分叙,在分叙中又以“忆昨”和“今朝”的时间词标明,既说明词人在“邢州道上”的奔波进程,又可见诗人浮想联翩,情随景出的思绪,显得眉目清楚,词气贯注,再加上在抒情中熔叙事、怀古、议论于一炉,更给人以一气呵成之感。
上片写道中所见。起首二句写秋色阴冷,秋风劲厉。用并刀相比、冰肌刺骨,好象刀割,可谓想象奇特,比喻尖新。写风劲,不仅用“卷涛”的夸张描写,更用一个“酸”字加以渲染,就突出了秋风直射眸子的尖利、寒冷和惨烈感,两句词采用比喻、夸张、通感等艺术手法,生动地写出词人对严酷的自然环境的独特感受,从而为下文“三河年少客”的英雄豪举提拱了典型环境。后三句写“三河年少客”在林中骑射的情景。古称善射者为“射雕手”,在西风劲历,寒意刺骨的深秋,竟有英雄少年呼朋引伴、冒风冲寒,驰马弋射,这确是一种粗犷豪举,一个“醉”字,更是醉态淋漓,神情毕现,词人以赞赏的笔调刻画了这一幅深秋醉射图,形象生动风格雄健“粗豪”两字,更是感情贯注,笔力千钧。
下片写怀古心情,词用“残酒忆荆高”换头,字面上,从少年的“醉射”引出自己的“残酒”;内容上,从写所见转入怀古;感情上,从赞扬少年变为感叹自己,承上启下,过渡自然,一个“忆”字更是有力地领起下文“荆高”,指荆轲、高渐离,其实也包括豫让的事,这里只说两人,是为了押韵,二是限于字数不能遍举。接着词人回顾了春秋战国的两曲“燕赵悲歌”:一是关于荆轲和高渐离的事迹,二是豫让复仇报主的故事。两曲悲歌流传至今,使人激励,也使人叹息,这就是“事未消”的含义。词人触景怀思,心灵也深受震撼,因此,他乘车过易水时,深感其“寒”,这“寒”既是对自然气候的实写,也是历史往事的重现,更是词人内心感情的流露,这里有对荆、高壮志未酬的惋惜,也有对自己霜刃未试的伤感,但作者并不颓唐,在过豫让桥时忽多“慷慨”,这“慷慨”,是对豫让坚持复仇报主、耻于苟且偷生精神的赞扬,也是对自己不甘沉寂、勇于奋起的激励。作者缅怀三位壮士是借古人的悲壮事迹抒写自己心中的感慨,抒发壮怀激烈的雄心。慷慨豪气,力透纸背。
参考资料:
康熙七年(1668年),正值文字狱盛行之日,作者自北京南游开封、洛阳,此词可能是途中所作,且与《点绛唇·夜宿临洺驿》同时作。作者行至易水和豫让桥,这一年他四十四岁,想起当年荆轲、高渐雕的燕赵悲歌之事,尚为诸生,潦倒名场,壮志未酬,慷慨怀古,写下此词。
参考资料:
天地果无初乎?吾不得而知之也。生人果有初乎?吾不得而知之也。然则孰为近?曰:有初为近。孰明之?由封建而明之也。彼封建者,更古圣王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而莫能去之。盖非不欲去之也,势不可也。势之来,其生人之初乎?不初,无以有封建。封建,非圣人意也。
彼其初与万物皆生,草木榛榛,鹿豕狉狉,人不能搏噬,而且无毛羽,莫克自奉自卫。荀卿有言:“必将假物以为用者也。”夫假物者必争,争而不已,必就其能断曲直者而听命焉。其智而明者,所伏必众,告之以直而不改,必痛之而后畏,由是君长刑政生焉。故近者聚而为群,群之分,其争必大,大而后有兵有德。又有大者,众群之长又就而听命焉,以安其属。于是有诸侯之列,则其争又有大者焉。德又大者,诸侯之列又就而听命焉,以安其封。于是有方伯、连帅之类,则其争又有大者焉。德又大者,方伯、连帅之类又就而听命焉,以安其人,然后天下会于一。是故有里胥而后有县大夫,有县大夫而后有诸侯,有诸侯而后有方伯、连帅,有方伯、连帅而后有天子。自天子至于里胥,其德在人者死,必求其嗣而奉之。故封建非圣人意也,势也。
夫尧、舜、禹、汤之事远矣,及有周而甚详。周有天下,裂土田而瓜分之,设五等,邦群后。布履星罗,四周于天下,轮运而辐集;合为朝觐会同,离为守臣扞城。然而降于夷王,害礼伤尊,下堂而迎觐者。历于宣王,挟中兴复古之德,雄南征北伐之威,卒不能定鲁侯之嗣。陵夷迄于幽、厉,王室东徙,而自列为诸侯。厥后问鼎之轻重者有之,射王中肩者有之,伐凡伯、诛苌弘者有之,天下乖戾,无君君之心。余以为周之丧久矣,徒建空名于公侯之上耳。得非诸侯之盛强,末大不掉之咎欤?遂判为十二,合为七国,威分于陪臣之邦,国殄于后封之秦,则周之败端,其在乎此矣。
秦有天下,裂都会而为之郡邑,废侯卫而为之守宰,据天下之雄图,都六合之上游,摄制四海,运于掌握之内,此其所以为得也。不数载而天下大坏,其有由矣:亟役万人,暴其威刑,竭其货贿,负锄梃谪戍之徒,圜视而合从,大呼而成群,时则有叛人而无叛吏,人怨于下而吏畏于上,天下相合,杀守劫令而并起。咎在人怨,非郡邑之制失也。
汉有天下,矫秦之枉,徇周之制,剖海内而立宗子,封功臣。数年之间,奔命扶伤之不暇,困平城,病流矢,陵迟不救者三代。后乃谋臣献画,而离削自守矣。然而封建之始,郡国居半,时则有叛国而无叛郡,秦制之得亦以明矣。继汉而帝者,虽百代可知也。
唐兴,制州邑,立守宰,此其所以为宜也。然犹桀猾时起,虐害方域者,失不在于州而在于兵,时则有叛将而无叛州。州县之设,固不可革也。
或者曰:“封建者,必私其土,子其人,适其俗,修其理,施化易也。守宰者,苟其心,思迁其秩而已,何能理乎?”余又非之。
周之事迹,断可见矣:列侯骄盈,黩货事戎,大凡乱国多,理国寡,侯伯不得变其政,天子不得变其君,私土子人者,百不有一。失在于制,不在于政,周事然也。
秦之事迹,亦断可见矣:有理人之制,而不委郡邑,是矣。有理人之臣,而不使守宰,是矣。郡邑不得正其制,守宰不得行其理。酷刑苦役,而万人侧目。失在于政,不在于制,秦事然也。
汉兴,天子之政行于郡,不行于国,制其守宰,不制其侯王。侯王虽乱,不可变也,国人虽病,不可除也;及夫大逆不道,然后掩捕而迁之,勒兵而夷之耳。大逆未彰,奸利浚财,怙势作威,大刻于民者,无如之何,及夫郡邑,可谓理且安矣。何以言之?且汉知孟舒于田叔,得魏尚于冯唐,闻黄霸之明审,睹汲黯之简靖,拜之可也,复其位可也,卧而委之以辑一方可也。有罪得以黜,有能得以赏。朝拜而不道,夕斥之矣;夕受而不法,朝斥之矣。设使汉室尽城邑而侯王之,纵令其乱人,戚之而已。孟舒、魏尚之术莫得而施,黄霸、汲黯之化莫得而行;明谴而导之,拜受而退已违矣;下令而削之,缔交合从之谋周于同列,则相顾裂眦,勃然而起;幸而不起,则削其半,削其半,民犹瘁矣,曷若举而移之以全其人乎?汉事然也。
今国家尽制郡邑,连置守宰,其不可变也固矣。善制兵,谨择守,则理平矣。
或者又曰:“夏、商、周、汉封建而延,秦郡邑而促。”尤非所谓知理者也。
魏之承汉也,封爵犹建;晋之承魏也,因循不革;而二姓陵替,不闻延祚。今矫而变之,垂二百祀,大业弥固,何系于诸侯哉?
或者又以为:“殷、周,圣王也,而不革其制,固不当复议也。”是大不然。
夫殷、周之不革者,是不得已也。盖以诸侯归殷者三千焉,资以黜夏,汤不得而废;归周者八百焉,资以胜殷,武王不得而易。徇之以为安,仍之以为俗,汤、武之所不得已也。夫不得已,非公之大者也,私其力于己也,私其卫于子孙也。秦之所以革之者,其为制,公之大者也;其情,私也,私其一己之威也,私其尽臣畜于我也。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。
夫天下之道,理安斯得人者也。使贤者居上,不肖者居下,而后可以理安。今夫封建者,继世而理;继世而理者,上果贤乎,下果不肖乎?则生人之理乱未可知也。将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视听,则又有世大夫世食禄邑,以尽其封略,圣贤生于其时,亦无以立于天下,封建者为之也。岂圣人之制使至于是乎?吾固曰:“非圣人之意也,势也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