译文
日子闲散的时候,没有一样事情不自如从容,早晨醒来,东边的窗子早已被日头照得一片通红。
静观万物,世界万物都是自然而然的,人的兴致随着四季美妙风光自然变化而变化。
道理通著天地之间一切有形无形的事物,思想渗透在风云变幻之中。
不受权势富贵所迷惑,贫贱而能保持快乐,这样的男子汉就是英雄豪杰了。
注释
从容:不慌不忙。
觉:醒。
静观:冷静观察。
自得:安逸舒适的样子。
四时:指春、夏、秋、冬四季。
通:通达。
淫:惑乱,迷惑。
豪雄:英雄。▲
这首诗虽说是秋天偶然写成,细细分辨却可看出程颢的人生态度。就是心境悠闲,不慌不忙,丝毫不觉得任何压力。睡眠充分,精神充足,走出户外,放眼望去。以平静的心情去欣赏万物时,发现无一不具特色,各有其存在的道理,颇具自得的神情。春夏秋冬四时,也都有各自的美好风光与特殊胜景,这些都要靠人去品味。我们应该随着四季的变化而享受自然的乐趣。
首联说自己心境清闲,事事从容,睡醒之时,红日高照。此处的“闲”,是佛、道两家宣扬的“心气和平”、“收心忍性”,从心灵中清除七情六欲,是谓“无生”。这均是修身养性的结果,是清静无为的化境。按照二程理学修养的程序:“知止而后有定,定而后能静,静而后能安,安而后能虑,虑而后能得”。这就是首句“闲”的内涵,只有如此,才能“无事不从容”,即事事从容。从容的表现就是第二句描绘的“睡觉东窗日已红”。一觉睡醒,红日高照,满窗红亮。一、二两句可看作因果关系。以下进一步申述事事从容的结果,宣讲理学哲理。
颔联说世间万事万物,虽然纷纭变幻,千奇百态,但只要静静地观察,就能穷极物理、格物致知。程颢说的“格物”当然不是今人所说的科学研究自然和人类社会。程颢说“一物之理即万物之理”,所谓“格物”就是“理与心,而人不能会之于一”,因此要去“私意”(存天理,去人欲),从内心大作文章。他们认为万物都有一个绝对不变的理。只有这样,春夏秋冬,四季佳景,才能和别人一样地同享共待。颈联进一步解释“自得”之境界。程颢所谓的“道”是同“形”一起来讲的,“形而上者谓之道,形而下者谓之器。”“形而上”,即抽象概括,概括出的抽象原则叫“道”。“形而下”,指具体的事物,即“器”,而道与器的关系是道藏于器,即具体的器离不开抽象的道。道体之大,天地万物,风云变态,自然社会,无所不重,莫有不通。“思”就是思考,抽象、概括,亦即颔联所谓的“静观”。“思鹜八极,心游万仞”的结果,就可以抽象出道。这种“格物致知”的功夫,指导人立身处世的最高准则,就是尾联讲的“富贵不淫贫践乐”。按照二程的理学思想“父子君臣,天下之定理”。他们认为,天之生物有贵贱等级的区别,有大小,有长短,君子是大,小人是小,就是“天理”,因此程颢要求处富贵而不淫,安贫贱而自乐。男子汉若能修养到这一步,就是英雄豪杰,就是伟丈夫。
在生命的悲情与思考之下,诗人超越了一己的得失和现实的困境,从更高更远以及更主动的层次上去提升人生的意义。这首诗表现的是道,是静观,静观就是去欲,四时佳兴就是去欲之后获得的快感,道通天地,才能够有这种感觉,所以富贵不淫,身处贫贱也感觉到快乐。这就是富贵不能淫、威武不能屈的儒家观念,但是到了静观的境界,能够平静的看待世间一切,也就是真正的英雄了,这就是一种超越。▲
一个“闲来无事”的程颢,过着优哉悠哉的生活,想什么时候起床就什么时候起床,甚至“东窗”的红太阳晒屁股了才起床。看尽世态变迁的程颢可谓静观其变,悠闲自得地看着万物的自然消长;荣衰宠辱、春夏秋冬,也一样与普通人一样高兴而来、怡然而去,欣赏各自的特有佳景。想到天地之外无形的东西,想到人世间风云的变幻。他已经把富贵贫贱之类的东东置于脑后了。尽管是闲来无事,从容不迫,但作者也不是不吃人间烟火的,也是“四时佳兴与人同”的。“道通天地”那些形而上的东西作者想到了,“风云变态”中形而下的东西他也非常关心,身居斗室不忘天下,只有这样,才能做到“富贵不淫贫贱乐”。
沉思宇宙的奥妙时,有形的天地还不足以穷尽道的神奇力量。道是万物的来源,却不随着万物而增减,实在是玄之又玄。思绪随着风起云涌,幻化为各种奇情想象,简直是无所不能,极尽逍遥之能事。
孔子主张“贫而乐”,孟子宣称“富贵不能淫”。合而观之,就是“富贵不淫贫能乐”,在富贵时不致流连忘返、迷失本性,在贫困时却能不改其乐。能抵达这种境界,就是“豪雄”了。总之,大丈夫精神是:居仁由义,发强刚毅,乐天知命——三位一体。
前人曾说,宋诗好发议论,味同嚼蜡。其实不能一概而论。有些哲理诗,是诗人对社会、对人生、宇宙自然的深刻观察,而且有鲜明的形象伴和,给人以启迪智慧的理趣。如“不识庐山真面目,只缘身在此山中”;“意态由来画不成,当时枉杀毛延寿”等等,就能给人以启迪智慧的理趣。《偶成》诗,议论缺乏形象,加之其思想和今人相去较远,确给人有味同嚼蜡之感。至于今人说的“富贵不能淫,贫贱不能移,威武不能屈”和程诗中的“富贵不淫贫贱乐”,虽有相通处,但其内涵和实质已有较大的不同,这是应当注意的。▲
这首诗是作者反对王安石变法后,被贬谪回到洛阳后所作的。
《秋日偶成》是一首七言律诗,此诗是诗人用诗歌的形式总结自己的治学心得,宣扬其理学思想的作品。诗的首联从日常起居入手,写贬官后闲适生活;其余三联均围绕说理展开,中间二联体现的是诗人的自然观,尾联则是他的人生观,这些都十分典型地体现了宋代理学家知天命、乐大道的通达态度。
程颢(1032-1085), 北宋哲学家、教育家、北宋理学的奠基者。字伯淳,学者称明道先生。洛阳(今属河南)人。神宗朝任太子中允监察御史里行。反对王安石新政。提出“天者理也”和“只心便是天,尽之便知性”的命题,认为“仁者浑然与物同体,义礼知信皆仁也”,识得此理,便须“以诚敬存之”(同上)。倡导“传心”说。承认“天地万物之理,无独必有对”。程颢和弟弟程颐,世称“二程”,同为北宋理学的奠基者,其学说在理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,后来为朱熹所继承和发展,世称“程朱学派”。其所亲撰有《定性书》《识仁篇》等,后人集其言论所编的著述书籍《遗书》《文集》等,皆收入《二程全书》。
太史公曰:“先人有言:‘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。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,有能绍明世、正《易传》,继《春秋》、本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之际?’”意在斯乎!意在斯乎!小子何敢让焉!
上大夫壶遂曰:“昔孔子何为而作《春秋》哉”?太史公曰:“余闻董生曰:‘周道衰废,孔子为鲁司寇,诸侯害子,大夫雍之。孔子知言之不用,道之不行也,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,以为天下仪表,贬天子,退诸侯,讨大夫,以达王事而已矣。’子曰:‘我欲载之空言,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。’夫《春秋》,上明三王之道,下辨人事之纪,别嫌疑,明是非,定犹豫,善善恶恶,贤贤贱不肖,存亡国,继绝世,补弊起废,王道之大者也。《易》著天地、阴阳、四时、五行,故长于变;《礼》经纪人伦,故长于行;《书》记先王之事,故长于政;《诗》记山川、溪谷、禽兽、草木、牝牡、雌雄,故长于风;《乐》乐所以立,故长于和;《春秋》辨是非,故长于治人。是故《礼》以节人,《乐》以发和,《书》以道事,《诗》以达意,《易》以道化,《春秋》以道义。拨乱世反之正,莫近于《春秋》。《春秋》文成数万,其指数千。万物之散聚皆在《春秋》。《春秋》之中,弑君三十六,亡国五十二,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。察其所以,皆失其本已。故《易》曰‘失之毫厘,差之千里。’故曰‘臣弑君,子弑父,非一旦一夕之故也,其渐久矣’。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《春秋》,前有谗而弗见,后有贼而不知。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《春秋》,守经事而不知其宜,遭变事而不知其权。为人君父而不通于《春秋》之义者,必蒙首恶之名。为人臣子而不通于《春秋》之义者,必陷篡弑之诛,死罪之名。其实皆以为善,为之不知其义,被之空言而不敢辞。夫不通礼义之旨,至于君不君,臣不臣,父不父,子不子。夫君不君则犯,臣不臣则诛,父不父则无道,子不子则不孝。此四行者,天下之大过也。以天下之大过予之,则受而弗敢辞。故《春秋》者,礼义之大宗也。夫礼禁未然之前,法施已然之后;法之所为用者易见,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。”
壶遂曰:“孔子之时,上无明君,下不得任用,故作《春秋》,垂空文以断礼义,当一王之法。今夫子上遇明天子,下得守职,万事既具,咸各序其宜,夫子所论,欲以何明?”
太史公曰:“唯唯,否否,不然。余闻之先人曰:‘伏羲至纯厚,作《易》八卦。尧舜之盛,《尚书》载之,礼乐作焉。汤武之隆,诗人歌之。《春秋》采善贬恶,推三代之德,褒周室,非独刺讥而已也。’汉兴以来,至明天子,获符瑞,封禅,改正朔,易服色,受命于穆清,泽流罔极,海外殊俗,重译款塞,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。臣下百官力诵圣德,犹不能宣尽其意。且士贤能而不用,有国者之耻;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,有司之过也。且余尝掌其官,废明圣盛德不载,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,堕先人所言,罪莫大焉。余所谓述故事,整齐其世传,非所谓作也,而君比之于《春秋》,谬矣。”
于是论次其文。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,幽于缧绁。乃喟然而叹曰:“是余之罪也夫。是余之罪也夫!身毁不用矣!”退而深惟曰:“夫《诗》、《书》隐约者,欲遂其志之思也。昔西伯拘羑里,演《周易》;孔子厄陈、蔡,作《春秋》;屈原放逐,著《离骚》;左丘失明,厥有《国语》;孙子膑脚,而论兵法;不韦迁蜀,世传《吕览》;韩非囚秦,《说难》、《孤愤》;《诗》三百篇,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。此人皆意有所郁结,不得通其道也,故述往事,思来者。”于是卒述陶唐以来,至于麟止,自黄帝始。
或问谏议大夫阳城于愈,可以为有道之士乎哉?学广而闻多,不求闻于人也。行古人之道,居于晋之鄙。晋之鄙人,熏其德而善良者几千人。大臣闻而荐之,天子以为谏议大夫。人皆以为华,阳子不色喜。居于位五年矣,视其德,如在野,彼岂以富贵移易其心哉?
愈应之曰:是《易》所谓恒其德贞,而夫子凶者也。恶得为有道之士乎哉?在《易·蛊》之“上九”云:“不事王侯,高尚其事。”《蹇》之“六二”则曰:“王臣蹇蹇,匪躬之故。”夫亦以所居之时不一,而所蹈之德不同也。若《蛊》之“上九”,居无用之地,而致匪躬之节;以《蹇》之“六二”,在王臣之位,而高不事之心,则冒进之患生,旷官之刺兴。志不可则,而尤不终无也。今阳子在位,不为不久矣;闻天下之得失,不为不熟矣;天子待之,不为不加矣。而未尝一言及于政。视政之得失,若越人视秦人之肥瘠,忽焉不加喜戚于其心。问其官,则曰谏议也;问其禄,则曰下大夫之秩秩也;问其政,则曰我不知也。有道之士,固如是乎哉?且吾闻之:有官守者,不得其职则去;有言责者,不得其言则去。今阳子以为得其言乎哉?得其言而不言,与不得其言而不去,无一可者也。阳子将为禄仕乎?古之人有云:“仕不为贫,而有时乎为贫。”谓禄仕者也。宜乎辞尊而居卑,辞富而居贫,若抱关击柝者可也。盖孔子尝为委吏矣,尝为乘田矣,亦不敢旷其职,必曰“会计当而已矣”,必曰“牛羊遂而已矣”。若阳子之秩禄,不为卑且贫,章章明矣,而如此,其可乎哉?
或曰:否,非若此也。夫阳子恶讪上者,恶为人臣招其君之过而以为名者。故虽谏且议,使人不得而知焉。《书》曰:“尔有嘉谟嘉猷,则人告尔后于内,尔乃顺之于外,曰:斯谟斯猷,惟我后之德”若阳子之用心,亦若此者。愈应之曰:若阳子之用心如此,滋所谓惑者矣。入则谏其君,出不使人知者,大臣宰相者之事,非阳子之所宜行也。夫阳子,本以布衣隐于蓬蒿之下,主上嘉其行谊,擢在此位,官以谏为名,诚宜有以奉其职,使四方后代,知朝廷有直言骨鲠之臣,天子有不僭赏、从谏如流之美。庶岩穴之士,闻而慕之,束带结发,愿进于阙下,而伸其辞说,致吾君于尧舜,熙鸿号于无穷也。若《书》所谓,则大臣宰相之事,非阳子之所宜行也。且阳子之心,将使君人者恶闻其过乎?是启之也。
或曰:阳子之不求闻而人闻之,不求用而君用之。不得已而起。守其道而不变,何子过之深也?愈曰:自古圣人贤士,皆非有求于闻用也。闵其时之不平,人之不义,得其道。不敢独善其身,而必以兼济天下也。孜孜矻矻,死而后已。故禹过家门不入,孔席不暇暖,而墨突不得黔。彼二圣一贤者,岂不知自安佚之为乐哉诚畏天命而悲人穷也。夫天授人以贤圣才能,岂使自有余而已,诚欲以补其不足者也。耳目之于身也,耳司闻而目司见,听其是非,视其险易,然后身得安焉。圣贤者,时人之耳目也;时人者,圣贤之身也。且阳子之不贤,则将役于贤以奉其上矣;若果贤,则固畏天命而闵人穷也。恶得以自暇逸乎哉?
或曰:吾闻君子不欲加诸人,而恶讦以为直者。若吾子之论,直则直矣,无乃伤于德而费于辞乎?好尽言以招人过,国武子之所以见杀于齐也,吾子其亦闻乎?愈曰:君子居其位,则思死其官。未得位,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。我将以明道也,非以为直而加入也。且国武子不能得善人,而好尽言于乱国,是以见杀。《传》曰:“惟善人能受尽言。”谓其闻而能改之也。子告我曰:“阳子可以为有之士也。”今虽不能及已,阳子将不得为善人乎哉?